转载一篇博客文章，作者阮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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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三十年：1978—2007

一年前，《新京报》开始连载一组系列文章《三十年间有与无》。
一星期一篇，一共连载了30个星期。作者是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陈家琪，他以日记为基础，从个人视角出发，记录和评论了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虽然我觉得这个系列写得不精彩，但是同样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读起来经常会有共鸣。就像一个朦胧诗人说的，不知不觉间，我们的一部分已经活在历史里了。
下面就是经过我编辑的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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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家琪
男，1947年生于西安市，曾下乡插队，1970年代初，招工时被招进监狱当了7年的狱警。
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陈修斋与杨祖陶先生，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任教，现为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哲学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文革问题以及其它现实生活中感兴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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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
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这样的文章，打出如此鲜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号，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尽管从未想过什么人才是“人才”的问题。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10月6日，我走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成了一名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此前两年的这一天，“四人帮”被捕。
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露天电影场看的是《激战前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内容？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全不记得了。
那年的我已入“而立之年”，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经历的也都经历过了；精神上虽说还寻找着什么，但不知在寻找什么。
【1979年】
1979年一开始，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2月17日，听传达中央11号文件，等于是听“战争动员”。这是我们第一次听“战争动员”，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在我的记忆中，献血、捐钱、捐粮，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需要的越南朋友，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学生自动跑到越南去“援越抗美”。今天，怎么能这样以怨报德呢？
寒假过后，我绕道汉中，经十堰回到武汉。一路上，看到很多残留的大标语，比如“贫下中农主力军，批林批孔有决心”、“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我发现越贫穷的地方，标语口号就越多、口气就越大，斗志和决心也就越昂扬。
城市里的风气也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西安钟楼附近还有些大字报，大都涉及男女关系与对法院的什么判决表示不满；人们衣着上的变化最大，特别是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最是醒目，但交通越来越拥挤，人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公然插队和当街斗殴已是家常便饭。
每次在水利电力学院看电影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总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群体斗殴，有一次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板凳横飞，尘土飞扬，大家自动让出一片空地让他们打，而银幕上照样在播放《306号案件》。
1979年，对人的心灵震撼最大的，还是张志新一案的披露。我1979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就贴着张志新的一张画像。
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卢士超的文章，认为国家应该废除“思想罪”。
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条报道，说新疆石河子的蒋爱珍用枪打死了三个人，大约是为男女关系与“人言可畏”的环境所迫。
那一年还有一首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坏的人，可现在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坏的人。我敢保证，你要比我坏好多倍！”这就是拉兹在法庭上对大法官所说的一席话。
【1980年】
这一年，给张闻天开了追悼会，说遵义会议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安东尼奥尼平反，说他拍摄的《中国》并不反动；有了《生死恋》、《简·爱》、《女英烈传》这样的好电影；接着在80年代就看到了《蝴蝶梦》、《砂器》、《塔曼果》、《冰海沉船》；国产影片中的《茶馆》、《归心似箭》也好看了起来，《生活的颤音》中郑长河与徐珊珊接吻的镜头竟引起全场的骚动；而小说《调动》、《飞天》、《假如我是真的》、《大海作证》、《波动》等则引起了全社会的骚动。
继张志新后，7月的大暑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颗划破寒冬的陨星》，这里说的是遇罗克；接着，《当代》第三期上就发表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在这一年的第10期《诗刊》上，顾城、舒婷、高伐林、王小妮等集体亮相，而舒婷的诗句“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在铅字之间/曲曲折折地穿行/终于通过麦克风/撞响了正义的回音壁……盛夏时分/千万颗心/骤然感到寒冷”已经在大学生中传诵一时。
5月4日铁托逝世。
5月16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14周年的这个日子，为刘少奇正式平反。
10月11日，赵丹撒手而去，留下了一句石破天惊的遗言。
年底，开始正式审判“四人帮”集团成员。12月29日，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着研究生楼那惟一的一台电视机观看审判江青的实况。所有的受审者中，只有江青装扮整齐，显然在利用最后的机会企图完成自己一生中最后的表演，听众中不断爆发阵阵哄笑，用20日的《参考消息》上的一句话说，这是一场“京戏”。
旧的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建立，人们无所适从，有的人就在迷茫中记住了小说《飘》中的白瑞德的话：“人要发大财，只有两个时代，一是国家正在建造，一是国家正在毁坏；建造时代的财发得慢，毁坏时代的财发得快。你记住我的话，也许对于你将来有用。”
【1981年】
1月5日晚，又是成群的人围着那一台电视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的双方是中国与朝鲜，结果是4：2，中国队胜。看到港澳同胞们立即打出“进军西班牙！”的标语，我才意识到这场比赛的重要。
这是1981年年初的事，到接近年底，10月18日，男足再以3：0胜科威特；11月12日，更是以4：2胜沙特，给人一种中国男子足球队战无不胜的感觉。
但最让人振奋的还是中国男女双方的排球队。3月20日晚，国际卫星转播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赛区的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是中国对南朝鲜。还是那台电视机，还是那么多人，但呐喊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因为中国队反败为胜，在先输两局的不利情况下最后以3：2战胜南朝鲜。大家开始狂喊，敲打着脸盆，相互击打手掌，一个个在楼上楼下窜来窜去，几乎闹了一夜。一系列体育比赛的成就一旦汇集起来，便在人群中点燃了某种不可抑制的激情：童非一个人在巴黎的体操大奖赛中拿到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中国冰球队（以前根本不知道我们还有冰球队）进军B组成功；射击选手迟宁文平男子小口径步枪世界纪录……
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北大更厉害：他们不但有手鼓、响铃，还点燃了篝火，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打出的标语中就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毕靖、徐光耀所写的一篇特写的标题。文章说，最先是38号楼三层吹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铜号，接着，就是全校的人如潮涌，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11月8日，中苏男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0轻取苏联，最后一局是15：0，可谓大快人心。
11月15日，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之间有了一场提前举行的世界杯冠军赛，结果中国队以3：2获胜。赛场上，女排姑娘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们也跟着流泪；那几天，大家嘴里全是郎平、张蓉芳、周晓兰的名字；到16日，当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为世界冠军时，大家都为周晓兰未获得应有的荣誉愤愤不平。
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报纸上正猛烈批判着白桦的《苦恋》。5月，风传各地都开始封刊，仅湖北就有《飞碟》、《钟声》等，反正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但说是要相互检举、搜查、交代、处理；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口径，宣布此事到此为止。
5月9日，“文革”时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十年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来武汉，我们几个人陪他到东湖，听他谈中国经济改革的途径与前途。
这一年最应该记下的就是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10月6日，我们5个人依次登场，我的问题集中在斯宾诺莎因言获罪与“言论自由”的范围。
毕业了。我和黄克剑去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诱人的口号：要把华工办成麻省理工那样的综合性大学。我用红笔记下了两首诗，分别是徐敬亚的《活着，并且发光》、顾城的《赠别》。
【1982年】
电视上播放了英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于是引起一场关于“安娜与卡列宁谁才是好人”的辩论，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应该歌颂谁？”
6月18日，听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报告，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极其严重，要求各班主任通过认真抓学生干部获取真实情况，把华工建成“精神文明的坚强堡垒”。于是有两个人成为“坏的典型”，一个是在暗室偷着冲洗裸体照片，另一个则强奸幼女。
【1983年】
这一年的下半年，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就已经开展起来。
10月底，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清污”一词连同一些口号已经有些铺天盖地。于是，一些著名诗人、作家纷纷讲话，谴责文艺界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我感到问题重大。
直到第二年的3月，我才知道中央有通知，说“清污”的事不要再提了；当初邓小平只是说了“不要搞精神污染”，并未说“要清除精神污染”。
【1984年】
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然后，就是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大家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次“浪潮”；后来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连同以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共同汇成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浪花。还有就是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尽管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声势，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期盼；阿城的小说《棋王》，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都是那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就国家大事而言，当然要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等等。
“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到处流窜，持枪杀人，各地人心惶惶，神乎其神，全国通缉，前所未有。
“我还记得高墙/还有高墙下那簇不知名的小花/忘了吗，寂寞的沙漠/连同沙漠里悠长的胡笳/在生活中让我前行/寻一处地方让思想扎根发芽。”
【1985年】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已经很不好看了，竟然搞起了“赞助纪念券”。春节，作为传统的民间节日，也终于与其本身脱节，成了一个把金钱（露脸、名气、声望）与宣传结合起来的舞台，诠释了最为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古训。
9月24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闭幕，邓小平、陈云讲了话，大意是党的优势从来就不会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精神上，所以这个根本的优势不能放弃。
9月，萌萌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命运：一个平凡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长诗，里面就有以后悬挂在她的灵堂两侧的诗句：“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1986年】
1月底，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下腾空爆炸。
同样是1月底，第一期《大众电影》因为把朱琳半裸的照片做了封底，于是引起抢购，引起举国辩论。
2月底，菲律宾的铁腕人物马科斯总统下台，一个柔弱的女子阿基诺夫人走上了前台。两伊战争已经打得不分伯仲。
7月1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维纳斯”向谁申诉？》，说的是南京艺术学院一女模特儿月收入250元，因无法忍受别人的风言风语而被迫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判决是“你拿钱多，工作时赤身露体，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构成诽谤？”这位“维纳斯”含泪败诉，不知所终。
7月2日的《武汉晚报》上，又是一19岁的年轻女子因触电昏迷，一男青年对她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结果受到旁观者的大肆嘲弄，愤而离去，女青年不治身亡。
电视上连着播放了《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让人看得入迷。
残雪说“我终于对自己的声音入了迷”，于是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问世，而我也对她的作品入了迷。
【1987年】
1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的“星期音乐会”上，听到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合唱歌曲。“啊……一年又一年/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我心间/是谁在默默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我们在广州开会，被领着集体参观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大家列队而入，一个接一个房间地看，嘴里发出由衷的赞叹：仅仅就是敞开大门，任人参观这一项，已足够让人大开眼界。
从广州再去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未开发，去深圳的目的只是为了去沙头角，一个在九牛一毛的意义上，能体现香港之繁荣的弹丸之地。大家拼命购物，主要是布料，为的是向自己的家乡人炫耀自己的东西是在香港买的。
【1988年】
《红高粱》、《一无所有》等作品，甚至包括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都开始登堂入室。
【1989年】
那时，我的胆结石已经很严重，几乎每天饭后疼，疼得死去活来，但就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胆结石”这种病，原因在于不知道人体中有一个器官叫“胆”，而且里面会生出石头。每到医院，总说胃疼，医生也就照例开些胃药。我几乎吃遍了凡在药店和医院里能买到的胃药，最后还是觉得“三九胃泰”最好，于是就向所有人推荐。
【1990年】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可能是记忆中最少政治色彩的一次，就是要带给人纯粹的欢乐。那些日子里，“祥和”一词已搞得家喻户晓。
3月23日，崔健来武汉演唱，在洪山体育馆，真是人头攒动，声嘶力竭：学生打出“从头再来”的横幅，崔健自己也在开唱《投机分子》前说“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展示我们的力量”，台上台下相互呼应，我是一个字也听不见，而且实在担心他们会一把火把体育馆烧了。崔健走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我也开始喜欢上了摇滚乐。
这一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大红大紫。
【1991年】
1月15日是给萨达姆规定的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这场战争使得三毛之死变得不那么显眼。它不到两个星期就结束了。
5月22日清晨，在广播中听到了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
8月20日，一个以亚纳耶夫为首的8人“紧急状态委员会”拘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接管政权，于是坦克开进莫斯科大街，人们则立即上街游行。但这次事变的结果比“海湾战争”结束得更快，当人们还没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时，政变集团已经垮台，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
《渴望》还在热播。刘慧芳式的道德就是相夫教子中的委屈与忍让；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没有了那么多大道理，但这一切在告诉人们应安于现状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得社会平庸化了。
【1992年】
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最大的事自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与十四大开幕；就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言，这一年有克林顿的当选总统，有泰国的“动乱”与另一个铁腕人物索金达的下台，再就是南斯拉夫的炮火连天，还有卢刚在美国的杀人案；自然，还有“欧洲杯”和“亚洲杯”的足球赛和在电视上看到台湾“民进党”在会上大打出手。
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最大的事，还是萌萌和我决意离开武汉，在海南大学重立门户。海口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很好。广州过于繁乱，特别是火车站，从琼州海峡坐船一到海口，真是另有一清静世界，风清月朗；那里除了沙滩、椰树，还有我的一个情结：1971年我曾在此培育杂交玉米半年多，内心深处一直怀念着这里。
我们奔赴海口“考察”，发现这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一本外国小说，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一家名为“金棕榈”的电影院，却天天在放外国影片，都是一些在内地根本看不到的影片（其实是盗版碟片，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比如我就在那里看了《硒鼓》，看了《海湾战争纪实》等，尽管十元一张门票，心中还是很高兴。
【1993年】
我已经开始给海南大学的研究生上课。每周两次，骑单车过和平桥到海大，晚上讲完课，在海风吹拂中回到一个名叫“明苑小区”的临时住地，然后就开始看影碟到深夜。《今生情未了》（一颗冬天的心）、《本能》、《生于七月四日》、《情人》等都是那时看的。

国际上最大的事就是俄罗斯的全民公决，最后以叶利钦的全面获胜而告终；在国内，最大的事莫过于申办奥运了。
【1994年】
4月22日，在新闻联播中公布了关于千岛湖杀人案的调查：3名年仅20来岁的农民用猎枪、斧头把“海瑞号”游船上的近30名台湾游客洗劫一空，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驱赶到舱底，一把火将所有人烧死。

苏联、东欧巨变，海湾战争、波黑的塞族正在与穆斯林交战，北约的轰炸，美国战斗机在伊拉克边界击落两架载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直升飞机……
12月10日，星期六，晚10时，好友世忠打来电说，说克拉玛依发生了天大的惨祸：几百名克拉玛依市最优秀的中小学生在“中苏友谊馆”举行纪念“12·9”的文艺演出，结果失火，几百个孩子都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他简单向我描述了一下惨祸经过，说他正在处理遗留问题，声音已经完全嘶哑，音调极其悲哀，不停说着：“太惨了！太惨了！”

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凤凰琴》和《蝴蝶君》，前者使人悲哀，后者让人恶心；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9·18大案纪实》，关于发生在开封的一起文物盗窃案。这似乎是第一部引人注意而且是由公安人员亲自主演的连续剧，所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1995年】
这一年的大事很多，波黑的紧张局势、邓丽君的辞世和拉宾的被刺身亡是一些无论如何也让人心痛不已的大事，尽管似乎都离我们很远；“埃博拉病毒”、李登辉访美、王宝森自杀、陈希同下台也是一些大事，而且离我们很近。
【1996年】
那一年，台海危机、军事演习；台湾“大选”，最后的得票结果是李登辉、连战，5813699票，得票率54％；彭明敏、谢长廷，2274586票，得票率21.3％；林洋港、郝柏村，1603790票，得票率12.9％；陈履安、王清峰，1074044票，得票率 9.98％；李登辉、连战代表国民党获胜，李登辉成为了台湾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7年】
2月19日21时零8分，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
5月16日，晚间新闻上播放了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40年前的4位美国黑人当面道歉，因为40年前他们身患梅毒，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未用青霉素进行有效治疗，而是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另一种药物实验，致使有人不治而亡。此事与克林顿本人无关，但他必须代表美国政府对此事道歉。
这一年的第3期《莽原》上的封面人物是张承志，该杂志主编说，有了张承志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当代中国文学就无愧于历史；同期《书屋》上余开伟撰文，认为批评“痞子文学”是对“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新人的南京大屠杀”。
6月1日，香港的柯受良驾摩托车飞跃黄河，当时的现场很惊险；柯受良从垫子里爬出后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的家人。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飞跃本身。
6月29日，泰森在与霍利菲尔德的拳击比赛中，咬伤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一时间赛场大乱。
7月1日，香港回归。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4天时间就下完了整整半年的雨。
从9月到11月，一直密切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伊朗、卡塔尔、沙特四个国家打来打去，中国惨败，期间心潮的起伏与不安简直搅得人寝食不安。那时的主教练是戚务生。
【1998年】
2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耿彪的“回忆录”，里面说“文革”期间我国共给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援助了90多亿元人民币，阿平均每人4000多元，每亩土地还至少援助了400斤化肥；此外，阿还要让他们的每个农业社都能看上我们生产的电视机，而当时的北京、上海尚且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在2000年3月30日的《报刊文摘》上，曾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的马利列讲了一个故事：1962年，中国几艘刚从加拿大购买的满载小麦的轮船改变方向，支援阿尔巴尼亚。读到这里，我曾泪流满面，因为我依旧记得那一年的惨景。
8月，陈希同被判刑16年。
这一年，克林顿刚在西安南门参加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典礼”，回去不久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拉链门事件”；而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深陷与国家杜马及车臣战争的紧张关系中无法自拔。到了年底，美英联军开始轰炸伊拉克。
【1999年】
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地球上多滞留几年，祝福新一代的人能不失时间地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
【2000年】
这一年，中国积极申请加入WTO，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网络开始兴起。
在美国，最高法院需要重新计票，在极微弱的拉锯战中确认布什当选总统；普京以52％的优势竞选获胜；四川成都余女士状告居委会麻将扰民，最后表决是否可以在深夜打麻将，结果余女士以1比67的绝对劣势惨败；青海省西宁市虎台中学毕业生杨颖高考分数458分，全校文科第4名，但所报考的外省高校并未录取她，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送钱给招生人员，尽管这所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是456分。杨颖一气之下打开了家里的液化气罐……
8月27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着：“这几天，最让人心灵震撼的就是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的沉没与118名水手的罹难了。”
接近年底，凶案不断，先是看20集电视纪实片《12·1特大持枪杀人案》，说的是陕西以董雷为首的4个人5个月杀死10多人，手段越来越残忍；再是一个名叫张君的恶魔在5年间杀人24名，案迹遍及重庆、湖南、湖北，被捕后受害者家属纷纷要求挖其心、吃其肉。
这一年，有了“七十年代新人类”的称呼，并预见到“八十年代新一代”将会是“新新人类”。
10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南斯拉夫开始其逐渐解体的历程。这一切，我是在香港凤凰中文台上看到的。
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悉尼在开奥运会，金大中由于与金日成握了手，所以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1年】
3月，塔利班在“灭佛行动”中炸毁了有百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4月，米洛舍维奇被捕，接受审判，抓捕他的，自然是美欧联军；也是在这一月，中美飞机在空中相撞，我飞行员下落不明，中美关系降到冰点；6月，尼泊尔王储忽然枪杀王室所有成员，具体原因至今不明；也在这个月，美国判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死刑，而麦克维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9月，就有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10月，爆发“阿富汗战争”。这一年11月，本·拉登正式承认“9·11事件”是他策划的，而且说还要有更多的恐怖袭击。
在国内，春节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卖拐》使得“忽悠”一词风靡全国，至今长盛不衰；5月，得知河南因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患者已逾几十万。
这一年，我们成功申办了 2008年奥运会。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加入了WTO。
11月15日的《文论报》上说，人类共有三种对付时间的办法：一是佛教通过寂灭来摆脱时间的烦恼；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超脱来获得神性以便战胜时间；三是沉溺于感性生活之中，装出忘掉了时间的样子。

【2002年】
2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苏联的解密档案，里面说1940年屠杀1.5万名波兰人士的“卡廷惨案
”是贝利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实施的，在命令上签名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岗诺维奇等，全部材料被编在政治局编号为1的档案中。
8月25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想起了施罗德》的小文章，里面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与妻子合住一两居室的小屋，继女要是来了，就在床边另支一张床，三人睡一个房间，而且只要他是因私外出，就一定会乘火车，而且是二等车厢，每周只雇一次清洁工，买菜、下厨、熨熨衣服之类的事都由他妻子承担。
在武汉，见到了老朋友、苏州大学的蒋国宝，正是他，提出要把我调到苏州大学，使我一直就潜伏在心底的蠢蠢欲动之心，再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来到了上海。
【2003年】
2月，我最喜爱的相声大师马三立逝世。
2月、3月、4月，发生在我们夫妇身上的“逗你玩”的现实，就是有关方面告诉我：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户口就不能随我进上海，因为她不可能在上海找到工作；于是我就事先给她联系了一份临时聘用的工作，再让她办了提前退休手续；但当她办了退休手续来到上海后，却发现户口依旧不能进上海，因为她的退休金、医保费全在海南，上海不可能承担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人的退休费用。就是在她业已正式退休了4年、在这套自己购买的房子里居住了5
年后的今天，户口还是不能进上海，只能办一个长期居住手续。其实，全部原因就在于这个有着17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不愿意白白承担一个不再正式上班的人的退休金和医保费。
2月中旬，在我的日记中忽然出现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古怪的、从未听说过的病名，而且海口的醋一夜之间就卖到150元一瓶，当然，就是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恐，不知所措。
4月，“非典”或“SARS”就已经成为专名，而且大家终于知道了一系列的事情：因“非典”，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在中国赛区的比赛取消，几所高校停课；接着，北京市长、卫生部长相继下台；又接着，北京的情况就开始真正牵动人心了，因为每天都有死亡报告，都有100多人感染，就连上海，也终于发现了4例病人，一列从广州到达上海的K47次列车由于列车员感染了SARS而在全市寻找这列客车上的乘客；而北京的夜晚，在汽车灯光的闪烁中，宛如一座空城般的寂静与恐怖。
另一件大事就是美英联军正式攻入伊拉克。在电视画面上看美军进攻，看广场中央的萨达姆塑像被推到，看萨达姆本人毫无任何反抗地被活捉，看中国的军事专家们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评论，看那些“既反战也反萨”者们如何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2004年】
2月1日，杀人魔头杨新海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杨当庭表示不上诉。记者问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他淡淡地说：杀了一点人。一点人？杨从1999年起，先后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地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奸23人，使用的只是剪刀、绳子、砖头等最普通的作案工具。在2日晚上的“东方娱乐频道”中，仍有记者想探究杨新海的作案心理。杨也依旧淡淡地说：很简单，一开始领不到工钱，后来仅仅因偷了一个塑料盒就被判劳教，于是释放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杀人，因为找不着要报复的对象。
7月杨小凯逝世，10月，德里达逝世，11月，阿拉法特逝世。接着，就是陕西铜川煤矿的灾难和更可怕的印尼海啸，有10万人遇难。
【2005年】
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在电视上重新看到了集中营门前的那块“劳动使你自由”的巨大标语。
连战和宋楚瑜相继来大陆访问。西安后宰门小学生的载歌载舞和那声“连爷爷”的称呼，让我感觉“过了”，为此难受了好多天。
法国民众投票否定了《欧盟宪法》。作为发起国和核心成员，民众却不支持“欧盟宪法”，说明了什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什么才是更应该珍视的“普世价值”？“宪法”的权威总是无可质疑的，但订立“宪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什么才是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没有清晰认识，如果“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但他们只在选举日拥有它，此后就归统治者所有”，如果就如杰斐逊1787年1月16日在写给Colonel Edward Carrington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一旦我们的人民对公共事务变得漠不关心，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总督，都会变得如狼似虎。”
【2006年】
老同学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走红，而全国人民最大的事就是迎接奥运。
【2007年】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对死刑犯的“最后核准权”。
4月18日7时15分，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特大安全事故，32人当场被滚烫的钢水烫死，那种场面想起来极其恐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恐怖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想想，就会浑身战栗。
6月，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举国关注，尽管连“回到奴隶制”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但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后续报道”、“追踪报道”一直是我们的新闻报道所欠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总要到一个地方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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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三十年间有与无
作者：陈家琪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167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定价：20.00元
（完）
Posted by 阮一峰 on 2009年03月27日 15:50